要常态化推进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保障激励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党纪学习教育取得的成效，对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提出明确要求。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8月30日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党纪学习教育进行总结，强调要总结运用党纪学习教育好经验好做法，充分发挥纪律建设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的事业的保障作用。以党纪为主题在全党开展集中性教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首次。党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材，蕴藏着纪律建设的宝贵经验，为常态化推进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坚持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

  政治纪律是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在所有党的纪律和规矩中，第一位的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是打头、管总的”。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早期党的纲领和文献中，虽然当时还没有提出政治纪律的概念，但已经有不少关于政治纪律的内容和规定。比如，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指出，加入党组织者“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的二大通过了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明确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本党最高机关”，实际上以政治纪律的方式确立了党的领导。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召开的党的五大，专门作出了《组织问题议决案》，强调“党内纪律非常重要，但宜重视政治纪律”，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中首次提出“政治纪律”。

  我们党在不断与违反政治纪律的现象作斗争中逐步走向成熟。长征期间，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个人野心膨胀，公然向党争权，甚至发展到另立“中央”，严重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最终走向叛变投敌的深渊。鉴于张国焘的错误行径，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服从”作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被载入七大党章，一直沿用至今。

  随着我们党在全国执政地位的确立，政治纪律建设面临更加复杂的内外环境。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在工作中都应遵守的六条规定。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在吸取“文化大革命”深刻教训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总结出党内政治生活的十二条基本原则，为党组织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提供了依据和遵循，政治纪律建设迈上新台阶。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阐述了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要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首要问题来抓，明确提出了守纪律讲规矩的根本要求，为我们党在新时代加强政治纪律建设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列举了无视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七个有之”的问题，提出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五个必须”，即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必须遵循组织程序、必须服从组织决定、必须管好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给全党拧紧了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发条。

  之所以要把政治纪律摆在首位，归根到底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决定的。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处于首位和统领的作用，政治纪律为政治建设服务，确保政治建设目标实现，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政治纪律建设摆在各类纪律建设的首要位置，以此确保党的集中统一。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当前，就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将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政治纪律的首要任务和根本要求，增强政治敏锐性，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

  纪律建设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党性党风密切相关。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是管党治党系统思维的体现，是对正风肃纪规律性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修身养性的必修课。1941年皖南事变后不久，党中央号召全党特别是军队中干部与党员加强党性教育与党性学习，将其视作决不可轻视的“绝大的问题”。这是党中央第一次号召全党加强党性教育，并于同年7月通过了党史上第一个论述党性问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延安整风期间，通过学习文件，结合个人思想、工作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大为提高。

  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讲到我们党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指出：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党风还有些不正的地方，我们的文风也有些不正的地方，并把学风和文风也都归结为党的作风，都是党风。为了克服存在的问题，我们党开展整风运动，在对全党进行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同时，推动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清朗之风。

  对于我们党的党风，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同志体会极深。延安时期，陈嘉庚同志率慰劳团访问延安。中共中央设晚宴欢迎时，“仅一席设于门外露天，取一旧圆桌面置方桌上，已陈旧不甚光洁，乃用四张白纸遮盖以代桌巾”，这与国民党在重庆铺张豪华、奢侈排场的接待简直有天壤之别。在抗大三分校，陈嘉庚发现，正打球的学员看到大名鼎鼎的朱德，没有列队行礼等繁文缛节，反有学员高呼“总司令来比赛一场”，朱德同志即兴致盎然地脱去外衣，在球场与学员共赛。陈嘉庚十分感慨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提出“两个务必”，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范围内开展“三反”运动，再到改革开放后中央相继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等文件，党风建设从来没有放松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党内集中学习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赓续红色血脉，提升党性修养；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加强肃纪反腐建设，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促进执纪执法贯通，准确运用“四种形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形成了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实践表明，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是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的有效做法和成功经验，是对管党治党规律的科学把握，对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指导意义。

  党性决定了党风党纪的根本性质，党风是党性党纪的外在表现，党纪是党性党风的重要保证，党性党风党纪的内在统一性，决定着三者要“一起看”“一起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优良作风作引领，以严明纪律强保障，坚持维护党的纪律严肃性和信任爱护干部相统一，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最大限度防止干部出问题，最大限度激发干部积极性。要抓住党性这个“牛鼻子”，从思想上进行固本培元，做到信念坚定、对党忠诚；把握党风这个切入点，狠纠“四风”，抵制歪风邪气，涵养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用好纪律这把管党治党的“戒尺”，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把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言行准则，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实现三者相互衔接、融会贯通、协力推进、同向发展，持续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三、坚持健全纪律规矩体系

  党章把党的纪律归结为六种主要的纪律，即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分则对违反上述六种纪律的行为分别作出具体处分规定。党的纪律还包括保密纪律、财经纪律、宣传纪律、外事纪律等等。

  党章是党的总章程，也是党的纪律的主要依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不是正式的党章，但包含了具有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在仅有的十五条内容中，有十条涉及党的纪律，从入党条件、保密、财务监督等方面作出规定。党的二大党章专设“纪律”一章，既提出了组织建设的根本原则，而且对违纪处分和经费作了严格规定，在纪律的规定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党的五大党章进一步强化党的政治纪律，同时对违纪处分的方式和内容作了改进，具有里程碑意义。此后各次代表大会修订的党章，在内容和结构上虽然有调整和修改，但从总体上看对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并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比如，党的八大党章充实了党的组织纪律建设内容；党的十二大党章把党的纪律建设放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提出了新形势下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措施和指导方针等。

  除了党章规定的纪律条文外，还有许多纪律的条文体现在党的各种文件、规定以及军队的命令、训令中。我们党在秘密斗争状态下，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保密纪律成为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鉴于当时全国各省党组织多次受到破坏，中央发布了建立秘密工作的第八十号通告，强调“秘密工作之执行应该成为党的纪律之主要部分”“凡是一切违反秘密工作的行动，毫不迟疑地应该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革命战争年代，加强群众纪律成为人民军队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而又紧迫的问题。从目前发现较早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文本（1930年9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印发的《红军士兵会章程》）来看，不拿工农小商人一点东西、上门板、捆禾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等，都是专门针对群众利益制定的纪律。严明的纪律为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革命最后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长远之策、根本之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制度权威性和执行力不断增强，管党治党的“螺栓”越拧越紧，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保障，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独特优势。

  实现纪律严明必须在健全纪律规矩体系上下功夫，实现有纪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要坚持问题导向，健全纪律规矩。毛泽东同志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针对当时部队在行军作战中发生的问题，其影响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和人民军队范围，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后，全党和全社会都倡导学习它、遵守它。要注重质量效果，健全纪律规矩。做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以实践效果检验纪律规定制定质量，跟踪研究纪律规定执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出现的新问题，及时予以调整完善，使各类纪律系统完备、衔接配套。要体现纪严于法的要求，健全纪律规矩，把党的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四、坚持加强纪律学习教育

  重视学习教育，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传统和特质。加强纪律学习教育，既是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纪律建设的历史经验。

  革命战争时期，抓军纪就是抓党纪，纪律教育是部队经常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发。出发前，毛泽东同志站在荆竹山的雷打石上向部队作动员讲话，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群众及王佐部队搞好关系，并且当众宣布了三项纪律。为了严明纪律，毛泽东同志还经常深入连队，耐心地给战士们进行开导教育。当他了解到有的战士借老百姓家门板睡觉，还的却不是原来的那一块，有的睡觉用过的稻草遍地都是，毛泽东同志又向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之后发展为八项注意。1935年，红军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条文改编成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我党我军纪律教育的生动教材。

  延安时期，我们党主要以张国焘、黄克功、刘力功为反面教材，对全党进行纪律教育，强化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观念。中央号召红四方面军全体同志就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来完成当前的伟大任务。黄克功作为一名对革命作过贡献的长征干部，因逼婚不成激愤之下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最终被处以极刑，给当时边区的党政军民一次深刻的警示教育。刘力功不服从党组织分配，经过多次教育无效被开除党籍。有人质疑处理刘力功重了，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毫不退让：这是原则问题，关系党事业成败。为纠正党内其他“刘力功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陈云同志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发起了关于“为什么要开除刘力功的党籍”党内大讨论，随后又展开了广泛的党纪教育。这次讨论和教育的效果非常显著，讲个人要求的少了、服从组织分配的多了，这样的喜人现象蔚然成风。

  随着解放战争进入尾声，为了顺利接管城市，全军开展了广泛的入城纪律教育。第三野战军在进攻上海期间，解放军战士们都将《入城纪律》贴在背包上，后一个人看前一个人的，天天背诵，养成了高度自觉的纪律意识，以至在上海街头出现了解放军战士和衣抱枪席地而卧的感人场景。

  我们党在全国范围执政后，延续重视纪律教育的优良传统，从公开审判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到开展“三反”运动；从党的十三大提出“从严治党”方针，要求严肃执行党的纪律，到全党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通过一系列针对广大党员干部的纪律教育，有效确保了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凝聚力。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找准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突破口，先后部署开展包括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等党内集中教育。每次集中教育都包含了纪律教育的内容。今年以党的纪律为主题开展集中性教育，取得积极成效，有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党纪学习教育取得积极成效，要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把党纪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加强纪律学习教育，要坚持集中教育与常态教育相结合，既要强化教育，增强穿透力感染力，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也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融入日常，使党纪党规润物无声、刻印在心。要坚持精准施教与全面覆盖相结合。我们党的历史上，革命领袖身体力行、带头执行纪律，为引领党员严守纪律起到了示范效应。要把各级领导干部作为教育重点，督促“关键少数”特别是各级“一把手”在党的纪律教育中发挥表率作用，同时针对基层党员干部的“绝大多数”，通过开展生动有效的学习教育，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力。要坚持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相结合。百余年来，我们党不断从思想观念上强化党的组织性、纪律性，通过纪律教育强化党员的政治意识、组织观念。同时，注重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把典型案例作为“活教材”，综合运用警示教育片、忏悔录、廉政教育基地等多种手段开展警示教育，让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

  五、坚持严格纪律监督执行

  毛泽东同志指出，“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纪律的“霸道”突出体现在“严”上，严是纪律的本质特征。纪律只有得到严格的执行，“长牙带电”，才能称得上是“铁的纪律”。我们党的纪律建设，始终贯彻严的基调，使党始终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从党章等规章制度关于纪律条文的措辞可以看出，执行纪律是毋庸置疑的。党的二大党章在“纪律”一章中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决议，本党党员皆须绝对服从之”；对于党员的处理也极为严厉，诸如无故连续两次不到会、欠缴党费三个月等六种行为“必须开除”。党章关于纪律的规定，表明党从成立伊始就建立在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的基础之上。党的五大党章不但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而且专章规定监察机关，明确了党的监察机构的设置、职权和地位，第一次建立起党的纪律检查制度。在处理黄克功案件时，毛泽东同志提出“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鲜明表达了从严执纪的态度。我们党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1932年5月9日，随着瑞金城西的田野上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声，打响了中央苏区反腐第一枪。被执行枪决的是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政府原主席谢步升。谢步升由于受到群众举报，被查出一系列贪腐行为：巧取豪夺，侵占苏区财物，而且道德败坏，生活腐化堕落，甚至谋财害命。案件证据充分，却有人暗中袒护，调查处理受到阻力。毛泽东同志知道此事后，严肃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案件终于得以公审，谢步升受到应有惩罚。以此为起点，开启了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败行动，充分体现出执行法纪的严明。

  抗战时期，新四军某连队司务长贪污了十元伙食费。在研究处理意见时，军需处的领导认为司务长是经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处分不宜太重。陈毅同志知道后把相关人员找来开会，反问：十元钱少吗？侵害战士利益，老红军又怎么样？严肃指出：贪污是犯罪，是犯罪就得严惩。最后，这位违纪的司务长按规定被撤职并罚做苦工。

  新中国成立后，在处理刘青山、张子善时，鉴于两人过去曾有革命功劳，多人为其说情。毛泽东同志思索良久后说：正是因为刘张二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必须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更多犯错误的干部。两人最终被依法处决。这一严厉的判决，对于党的纪律建设产生了长久深远的震撼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推动党的纪律建设深入发展。经过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氛围逐步形成，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为之一新。

  要强化纪律执行，使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我们共产党人定了纪律、立了规矩，是要遵照执行的。严格纪律规矩，不仅要有内容完善、针对性强的法规制度，而且要有坚持原则、不打折扣的执纪过程，使各项纪律规矩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防止出现“破窗效应”。要压实党委（党组）抓纪律的主体责任。各级党组织都负有执行纪律和规矩的主体责任，要责无旁贷当好纪律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和推动者；用好以党章、准则、条例、规定为主体的管党治党制度利器，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要形成监督合力。以党内监督带动其他监督、完善监督体系，推动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财会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层面的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为纪律建设提供全面覆盖的监督保障。要发挥巡视利剑作用。巡视是从严治党、维护党纪的重要手段。牢牢把握巡视政治定位，完善工作机制，推动巡视内容、方式方法、制度建设等方面与时俱进，通过高质量、全覆盖的巡视发现问题、形成震慑、推动整改，切实维护纪律的严肃性、权威性。

​（转载于2024年9月27日 《红旗文稿》）